七十七年前的“百人斩”及随之而来的“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留给中国人民的刻骨记忆。对于无差别屠戮的“反人类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早有过公正的裁决，当年的《东京日日新闻》（今《每日新闻》）等相关报道，也留下过翔实的记录和照片。所以，凡有正常思维者，大概都不会怀疑上述铁案的不容置疑性。可是，几乎在“二战”结束后不久，“翻供”的舆论和事件，即开始起伏于日本社会；而新世纪以来，一个“情绪隐微”却“学理充分”的学术式“谢罪反问”，也开始兴起于日本学界：“我们日本人对于战争要谢什么罪？谢罪到什么范围？是仅就残酷暴行谢罪，对出兵侵略中国本身谢罪，还是对明治以来的近代化全过程谢罪？可是，一个国家的历史全过程就这样成了对其他国家的罪孽，这难道是可能成立的事吗？”当说到“南京大屠杀”中死亡人数是否成立时，发言者还制作了一个离奇的“比喻”：“有个国家遭到邻国军队的侵略，在该国的一个城镇，邻国士兵入侵后实行了掠夺。后来，一个少女控诉说，那时她被一士兵强奸，该兵是身高两米多的大汉。但是，这个邻国承认入侵及掠夺行为，却不肯承认强奸这一事实。理由是当时在军队中不存在两米高的士兵。这个比喻揭示了感情记忆与事实记录的差异。对那个少女来说，两米高这一数值并非事实记录，而是恐怖心理的表征即感情记忆。在邻国一方则以此数值为事实的记录，并以两米高的士兵之不存在来证明强奸事实的不存在。”于是，“南京大屠杀‘被害者三十万’”的说法，就成了“复杂的政治性数值”，而这一“数值”又“足以显示日中之间围绕感情记忆与事实记录产生的认识上的错位，同时因为各自所处的语境互不相通，使之成为两国间在历史认识上的隔阂之象征”。（沟口雄三：《创造日中间知识的共同空间》，《读书》2001年第5期）它大概想说明，既然与战争有关的“明治维新”是东亚公认的文明进步事件，既然战争的后果已被解读为“政治性数值”而不是“事实性数值”，既然要求谢罪者的谢罪根据只出自“感情记忆”而不是“事实记忆”，一言以蔽之，既然这一切都发生于“日中之间围绕感情记忆与事实记录”之“认识上的错位”，那么，侵略一方便无需对被侵略者谢什么罪，无论是代表“近代化”的日本历史“全过程”，抑或“两米高”士兵的“强奸罪”与“三十万人”的屠杀罪等，似乎均应作如是观。
拿“近代”遮掩“暴力”，用“被害”置换“加害”，以“定量”否决“定性”，是近年来一些日本学者在研究中日战争史时的惯用常套。在如此兜来绕去的叙事中，原本直观的道理被展现为极大的迂回，十分简单的事件也总是被涂抹得高度复杂。其中，最先需要关注的，应该是利用“近代文明”之“善”来消解对外侵略之“恶”的学术手法。他们喜欢这样设问：“为什么日本的侵略战争行为与日本近代化的过程被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呢？……就是说，在这里存在着以近代化的迟早、先后为衡量其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之优劣标准的历史，而且，基于这种历史意识上的记忆仍以现在时态存在着。”于是乎，“不管中国人是否意识到，通过控诉日本人的残酷暴行，中国人是在对从自尊心上无法接受的日本人近代优越意识之傲慢进行焦虑的抗议。而且，当中国人站在西洋标准的近代史观上，身处不得不承认日本近代的优越性这一两难之境时，则更加焦虑。所抗议的对象轮廓的不清晰，使得抗议之矢不知何时如同‘归去来器’般又刺向自身，于是这时其焦虑便越发严重。”（同前揭文）然而，如果说“国强必霸”的道理是成立的，那么，长达五百年的文明强国明清两朝从未侵扰过东亚近邻却反而屡遭日本入侵的事实，便无法得到解释；可如果该道理并不成立，那么，福泽渝吉的逻辑倒的确令邻国诸邦“大开眼界”：在“文明”改造“野蛮”这一新的国际通则面前，落后的清国和朝鲜无疑需要改造；亦由于“野蛮”的持续存在违背了近代国际通则，因而“征亚”也就意味着改造“野蛮”的“义举”——“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脱亚论》）。不过，这种“为了让你活得更好，需首先剥夺你活的权利”的直露性陈述，似乎比今日的闪烁其词要诚实些。
那么，究竟谁是战争的受害者呢？对此，片面的“健忘症候群”也频频发作于日本身上，即：比较起“南京”，他们只记住了“广岛”；相对于日本对亚洲的涂炭，他们只记得“下町烧夷弹”和“东京大空袭”。于是，在讨论战争胜负时便出现了以下说法：“日本是与欧美对抗、与欧美争战，最后败于欧美特别是美国，而非败给了亚洲。”在这种情况下，一连串潜在的反问似乎亦同步成立：既然日本自己才是“受害者”，又怎么可能会变成“加害者”？既然日本没有败给亚洲，干嘛要向亚洲谢罪？既然“帝国主义无权裁判帝国主义”（竹内好语），那么除了实力不逮于其他列强外，日本人又错在哪里？这些在正常人看来匪夷所思的反问，竟然“同时也成为从战败中站起来之不屈精神及国民困苦与勇于奋斗的象征；而诱导这些思考的就是关于近现代的历史认识”（沟口前揭文）。可问题在于，作为学者，尤其是学养和教养据说均远超凡俗的大学者，似乎更应将事实的因果真相告诉他的国民而不是文过饰非和学理饶舌——广岛和长崎当是因为南京和珍珠港，而哭诉“东京大空袭”的同时，还不应忘记无差别屠戮的“重庆大空袭”。
被强奸少女对施暴者身高的放大，隐喻了中国人的群体性“被害妄想”；而在“事实记忆”的强调下，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杀死三十万人的问题，似乎也已在“感情记忆”的归谬中被讹为虚诞。在“定量”不等于“定性”的正义呐喊声中，日本或许会一时谢罪，但这种谢罪好像也很难逾越沟口教授的坦言范围：“日本人就本国的侵略行为向中国人谢罪，并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始于中日甲午战争这一事实进行反省时，即使未必是有意的，但仍是以‘资本主义化的成功’这一优越性为潜在的前提，而其谢罪本身亦是寓于‘谢罪之傲慢’这一认识中的。而就同一问题的另一面而言，中国人如果视日本的近代化为成功而给予肯定性评价，在逻辑上便完全可能容忍日本的侵略，从而使自己陷入两难之境。”（同前揭文）事既如此，一位华人学者的话或许能让人神智转清：“我们今天或许该问问自己：我们是应该让日本正视历史，但如果它就是不正视呢？我们是应该让日本道歉下跪，可如果它就是不道歉不下跪呢？我们是应该反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但如果他们就是拒绝接受呢？我们除了叫叫嚷嚷，还能干些别的吗？”（雪珥：《绝版甲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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