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历史文化学院史学理论研究所邀请，2024年4月20日至5月19日，国际知名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者、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阿兰·梅吉尔（Allan Megill）访问东北师范大学，为“东师问史”论坛带来4场学术讲座和3次学术研讨班。梅吉尔教授的系列讲学活动由历史文化学院张作成教授主持，史学理论团队成员周巩固、王邵励、谢进东、张作成、李根分别进行评议，历史文化学院师生和校外访问学者参加了讲学活动。

4月22日，讲座题目：“现代社会如何和为何需要多种研究过去的方式”。梅吉尔首先分析了change一词在西方历史和史学语境中的流转与语义变化。change本来具有“变差”和“改变”两种语义。但随着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展开，change的“变差”语义被过滤掉了，“改变”语义保留了下来，并且被赋予了积极的正向意义。梅吉尔通过这一语义辨析程序想说明的是，处于当代社会的“我们”不同于历史上的“我们”：“我们”经历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但同时也面对一些以前未有过的挑战和灾难。对于“我们”而言，满足衣食住行只是基本的生活需求，除此之外还需要满足精神需求。以研究过去为对象的历史学能够满足当代社会的精神需求。历史学在当代社会具有多种表现方式：一、神话或神话学；二、记忆/传统/纪念；三、娱乐：游戏/电影/小说；四、编年史；五、“真正的”历史学或学术历史学。梅吉尔结合当代学术前沿动态，根据相关的学者、学术文本或社会素材，以史论结合的方式界说和解释了这五种当代史学表现方式。

4月25日，讲座题目：“历史科学与其他研究过去方式的同异”。梅吉尔在讲座中列出了五种研究过去的方式：自然科学、哲学、历史学、历史哲学、历史认识论。卡尔·亨佩尔文章《普遍规律在历史学中的作用》代表了自然科学家对过去的态度：历史学家应该用自然科学家的方式研究过去，即用普遍规律来解释过去现象。与卡尔·亨佩尔的立场针锋相对，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代表了历史哲学家的态度：不赞同用历史规律来解释历史事件，主张用历史语境或思想语境来还原历史当事人的思想立场，以此来解释历史现象。除柯林武德之外，梅吉尔还提到了海登·怀特、弗兰克·安克斯密特、赫尔曼·保罗三位历史哲学家。阿瑟·丹图《分析的历史哲学》代表了哲学家对过去态度：一个典型的叙事语句，例如“欧洲三十年战争始于1618年”，是学者基于后见之明进行的一种语言建构；这种语言建构有助于学者的研究过程，但并不为历史当事人所熟悉或知晓。尼采《历史的用处与滥用》代表了另一种哲学家对待过去的立场：在认识过去的时候，研究者需要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和艺术感知能力、想象能力。在历史学领域，梅吉尔列举了从古至今的很多历史学家的例子，其中包括三类历史学家。一是职业历史学家对待过去的态度：历史学家必须基于证据进行表述；历史学家需要按照一定程序和规则进行表述；坚持历史的经世致用功能。二是新文化史家对待过去的态度：历史学家即使完成了历史书写过程，但从认识过去出发仍需要不断收集资料。三是现代西方历史学家对待过去的态度：不回避而是正视“偏见”在历史书写中的作用。从认识论角度研究过去，首先要平衡复杂的过去，找出适合自身的表述方式；其次是区分真相与谬误，确证自己的信息源；再次确定什么可能是真的和假的，做出自己的真假判断。梅吉尔通过这一枚举过程，呈现了历史科学与其他研究过去方式之间的相同和相异之处。

4月29日，讲座题目：“捍卫历史学：对一些学术观点的驳论”。梅吉尔认为当今的历史学面临着也遭受着非学术领域的攻击和学术领域的攻击。梅吉尔列举了一些他所经历和听闻的来自非学术领域攻击历史学的声音。他阐述和回应主要的是来自学术领域的攻击，主要是海登·怀特和理查德·罗蒂二人的观点。怀特从1966年发表《历史学的重负》一文开始，批判性地反思历史知识的性质和学术地位。怀特在1973年出版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表现了自己的根本立场：以隐喻模式、情节结构和意识形态蕴含之间的有机组合，来表现历史知识生产过程和书写过程。理查德·罗蒂1979年出版《哲学与自然之镜》，对一切学术化学科知识和学科门类的地位和价值做出了根本性的否定。如果说怀特攻击了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学的话，罗蒂则攻击了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所有学术化学科。怀特和罗蒂都否定了专业知识和专业学者在现代社会存在的必要性。梅吉尔分析其中的原因在于，怀特和罗蒂深信美国民主政治的潜能最终能够推动这一个政体之下的每个个体充分实现自己的潜能和价值；因此，每个个体对于各种问题都能得出自己的认识和判断，无需借助专业知识和专家研究。梅吉尔在讲座中同情地理解了怀特和罗蒂的观点，但对他们持有的这种（史学）知识立场的表达了反对态度。梅吉尔表达的基本史学知识或史学理论立场是：历史学是关于过去的，在史学思考中，需要从认识论角度去看待和反思过去；当我们研究过去的时候，不应该将自身的观点强加给过去。

5月6日，讲座题目：“论分裂时代的历史之用”。梅吉尔首先以一些例子说明了他所理解的分裂时代：当代世界发生的战争、美国社会中发生的社会运动，说明了政治、价值、观念、族裔等方面的差别所导致的对一些事件的迥然相异的反应和行动。梅吉尔讲座由此追问的是，历史上和史学史上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们如何通过历史研究和史学思考发挥历史之用的？梅吉尔采取个案举例的方式逐一回答这个问题。梅吉尔首先提到了柯林武德关于历史之用的态度：首先，历史学家要问一个或提出一个有关过去的问题；其次，历史学家要反思过去的经验。梅吉尔还主要提到一位当代美国史学理论学者、《历史与理论》主编伊桑·克莱因伯格2018年发表的文章《理论与历史中的论题》中的观点。梅吉尔从这篇文献中主要呈现和概述了克莱因伯格的两点认识：第一，现代历史学从来没有超越其18世纪形成起源时期的注重档案和事实的经验主义风格和路数；第二，现代美国和现代西方的学术历史学主要是表现“特定的”真相和主要包含“特定的”真相，是与特定的利益群体相关的。梅吉尔对克莱因伯格的这两个观点深表认同。随后，梅吉尔提到了阿克顿爵士、J.B.伯里、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兰克、托马斯·库恩、马基雅维利、彼得·伯克、莱因哈特·科泽勒克等关于历史之用的观点。梅吉尔的总体立场是：在当今这样一个分裂的时代，不可能只有一种而是有多重叙述历史或表现历史真相的方式；但学术历史学在这个时代仍持续存在，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发挥历史之用。

5月9日，柯林武德学术研讨班。张红霞老师解释了柯林武德的主要学术观点和学术地位。梅吉尔指定阅读文献是柯林武德《自传》2章和《历史的观念》杜森编辑版导言和后论。根据参与研讨班的各位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分享和所提交论文的写作情况，梅吉尔根据柯林武德的观点进行评议：提出一个问题要以材料为基础；历史思考中重要的是，回答一个真正的历史学问题；确立一个问题，是发现一个在历史书写中可操作的问题。在论文的具体写作建议上，梅吉尔强调从小处着眼的方法，可以是指定文本中的一个词、一个命题，也可以是几句话或一段话；同时告诫要在写作中避免漫无目的的泛泛而谈，尤其是避免重复那些对于专业学生和学者来说已是常识的内容。

5月15日，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学术研讨班。硕士生孙燕分享了戴维斯的学术经历和学术与社会反响。这次研讨班写作任务和讨论的主要文献是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梅吉尔以戴维斯为例谈到历史学家的四种品质：洞见、史料、分析、想象。他指出戴维斯在写这本书时，对16世纪法国乡村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司法语境非常了解；在写作的过程中，戴维斯展现了自己是一个非常细致的思考者。就此，梅吉尔与各位同学探讨了“历史学中容许进行思辨吗？”这一问题。梅吉尔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持肯定态度，并就如何理解历史中的思辨和如何进行历史思辨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思辨就是一种思考形式，无需因思辨的对象而区分为所谓主观的思辨和客观的思辨。在进行历史思辨的过程中，历史学家无论运用归纳法、溯因法，还是其他历史推理方法，都需以档案为出发点。

5月17日，莱因哈特·科泽勒克学术研讨班。硕士生李辛概述了科泽勒克生平与学术观点。参加这次研讨班的硕士博士生主要围绕梅吉尔分享的科泽勒克4篇有关战争纪念碑、经验转型、历史意义、记忆闸门的文章撰写论文，并结合自身经历阐释对科塞勒克的理解。梅吉尔在评论的过程中提到，科泽勒克的观点非常难懂，但他的诸多观念与历史问题有关联，努力理解科泽勒克是有价值的。梅吉尔主要探讨自己对科泽勒克鞍形期观念的理解，认为鞍形期指称的1750—1850年这一百年中，对科泽勒克研究影响最大的是政治事件法国大革命。鞍形期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科泽勒克主要是基于德国经验和从德国视角进行阐释的。对于呈现开放状态也是不可知状态的未来，梅吉尔认为需要思考一种新的时间观念。

张作成代表史学理论团队对阿兰·梅吉尔教授为“东师问史”带来的一系列学术讲座表示感谢。在总结过程中，张作成向参与讲座的各位同学提到，一方面需要体会和学习梅吉尔教授在讲座、回答问题和批改研讨班论文过程中体现的认真、追求极致的学术风格和严谨、负责任的学术态度；另一方面，需要从更广阔的学术语境并以批判和反思的眼光理解和认识梅吉尔教授的观点和立场。梅吉尔教授的学术观点隶属于当代美国和欧洲学术界的观念史潮流，他本人是这一学术潮流中的重要代表。欧美学术界的学术生态和史学格局是一种多样化的学术存在和复杂的学术格局，观念史是其中的学术趋向之一。在看待梅吉尔分享的有启发的创见同时，张作成请听讲的同学注意：未必完全赞同梅吉尔对他自己所追问问题的具体回答，但一定要思考和重视梅吉尔提出的这些问题和提出这些问题的方式。“东师问史”是由东北师范大学史学理论团队打造的学术讲座品牌，得到世界史学科和历史文化学院支持，旨在邀请国际国内一流学者分享学术动态，共享学术观点，助力史学理论团队和世界史学科发展。